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啜姓有可能是大明建文帝后代?历史上人们为何会改姓?

本       文       约  3715 字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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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,全国啜氏宗亲理事会在辽宁沈阳召开,全国仅有五千人的“啜(chuài)”姓在各大网络媒体平台上纷纷登上热搜。虽说姓“啜”的人并不多,但啜姓也并不是简单的单一源流。

张澍编纂的《姓氏寻源》中对啜姓就进行了记载,书中写道:“当出折惟昌所部,啜讹之后。”啜讹,党项族人,是折惟昌的部将,隶属于五代到北宋时世镇陕北的折家。这是啜姓的第一个源流。

除此之外,唐代突厥人的后裔也是啜姓的一个源流,在西突厥汗国时期,“啜”为突厥官职称谓和官署名称之一,在唐灭西突厥后,后代子孙也多有以“啜”为姓。

据这次召开宗亲理事会的副理事长啜宪坤宣称,他们是明代建文帝朱允炆的后人,在靖难之役后避祸改姓为啜。

影视剧中的建文帝朱允炆

在中国古代,因为各种原因改姓的情况很多。

避祸改姓



提及避祸改姓,多少会带有一些传奇色彩。的确,避祸改姓的传说多流于民间,很多时候没什么太好的办法验证真假。

三国时期曹魏大将张辽的家族就是避祸改姓。张辽,雁门马邑(今山西朔州)人,《三国志》张辽传中提及:“本聂壹之后,以避怨改姓”。而张辽的祖宗聂壹虽然在历史上名声不显,但却是赫赫有名的“马邑之谋”的发动者。

影视剧作品中的张辽

在马邑之谋中,聂壹以自身作为诱饵,对匈奴军臣单于诈降,以一名罪犯的首级谎称马邑官员,引诱匈奴大军深入,尽管最后功败垂成,但聂壹的所作所为绝对把匈奴人得罪得不轻。

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聂壹的结局,但从《三国志》中记载来看,匈奴人很可能是聂氏最大的仇家,从聂壹这一代开始,他们就改姓为张。

比起张辽家族的故事,胡昌翼家族虽然少了一些史料佐证,但却更富传奇性。

胡昌翼

胡昌翼是明经胡氏的始祖,而据《考川明经胡氏宗谱》记载,胡昌翼,正是唐昭宗李晔的儿子。

乾宁二年(公元895年),军阀韩建不满唐昭宗对河中节度使的任命,联合另外两个军阀王行瑜、李茂贞进逼长安并于次年在华州挟持昭宗李晔。在此之后,又以诸王谋反之名大肆捕杀宗室子弟。

不久,朱温又借口岐兵威逼京畿,举兵西进抢夺唐昭宗。据胡氏宗谱所载,此时的何皇后身怀六甲,而昭宗李晔也感觉到了不对,为了避免皇室绝嗣,昭宗李晔在滞留陕州时将刚出生的儿子托付与徽州人士胡三公。

胡三公回到婺源后的不久,昭宗李晔及诸子为蒋玄晖所害。而胡三公悉心抚养胡昌翼,之后胡昌翼于后唐庄宗同光年间时中举,胡氏自此开枝散叶,逐渐成为当地的大族。

尽管史学界对此事存在争议和分歧,方志、族谱等对于此事也记载不一,但由于年代久远,难以查证,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件事的真实性。

在兵荒马乱的明末,明宗室子弟改姓的数量,应该不在少数。

从崇祯年农民起义到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的数十年里,经过农民军、清军的大举捕杀,朱棣一脉的近支宗室几乎绝嗣,即使侥幸逃逸的近支子弟也只能改名易姓。

后来的湘军名将周达武即出自近支吉王一脉,当时的吉藩宗室取吉为中,再加了个框改朱为周,一直传到他的儿子周家纯,在清帝退位后才复祖姓朱改称朱剑凡。

除此之外,当时的一些书籍史料也记载了朱姓宗室的改姓情况:

  • 改姓宗 《清稗类钞》载:清咸丰时有浙江会稽人宗涤楼,名稷辰,曾任御史,祖先本明皇族朱氏,国亡后改姓宗。

  • 改姓李 《罪惟录》载:某皇族成员在明亡后逃到海宁诸生俞子久家,改姓埋名,叫李兰皋。后仍被清朝查出处死。

  • 改姓王 《罪惟录》列传之四又载:有明宗室弟子,明亡后变姓名,改叫王杞人,“潜游赣粤之间,常题关壮缪祠堂《百字令》一阕,追论朝事”。

  • 改姓曹 据华容大旺厂《朱氏族谱》记载:明朝末年,李自成扬言诛“紫阳之族”,为避祸改姓曹氏。


看来,在中国古代,通过改姓躲避祸殃,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。
 

避讳改姓



中国古代社会有为尊者讳的传统。古代因为避讳而改姓的人不在少数。南宋史学家郑樵的著作《通志·氏族略》中对这个现象也多有记录。

《通志·氏族略》:“席氏原姓籍,秦末为避楚霸王项籍之名而改席;严氏原姓庄,为避东汉明帝刘庄之名而改严;帅氏原姓师,为避晋景帝司马师之名而改帅。”

除了有为避尊者讳改姓的以外,改字、改名更是多如牛毛,这其中除迫于无奈的原因,也有讨好的意味在。

明朝嘉靖年间首辅张璁曾上书嘉靖皇帝,因为他和嘉靖皇帝朱厚熜名中有同音字,感到很是不安,请求嘉靖皇帝赐名,嘉靖皇帝对他的表现也非常满意,赐名孚敬以示嘉奖。

这种因避讳而改姓的现象,贯穿整个封建时期,也成为中国姓氏分化的一大重要因素。

过继改姓



过继改姓应该占很大比重。晚唐以前,没有子嗣的人需要一个儿子来延续家族,早年的刘备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就收养了刘封(原名寇封)

而到了晚唐五代、武人当道的时代,骄兵悍将层出不迭,各个军阀需要通过家族关系来维系军队关系,维护自身地位,因此他们开始了收养义子的热潮,在这其中,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晚唐大军阀,也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。

李克用

李克用有记载的义子就有九位,且多为英才,骁将李存孝、后唐皇帝李嗣源都是李克用的义儿。后唐一代,甚至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,后唐明宗李嗣源是后唐武帝李克用的义子,后唐末帝李从珂(本姓王)同样也是李嗣源的义子。

在五代,过继来的义子同样拥有继承权,仅次于亲生子。被收为义子以后,也意味着与原来的家族割断了关系,不再奉祀原来的家族。后周太祖郭威早年收养外甥柴荣为义子,自此柴荣改称郭荣。郭荣登基为帝以后,并未恢复原姓柴,一直奉祀的也是郭家祖宗。

郭荣在位期间,封生父柴守礼为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司空等名誉高官。但是,郭荣对生父一直是“以元舅礼之”。甚至为了避免见面以后,即便是为郭荣亲父,也要行跪拜礼的尴尬,郭荣登基一直到死也再未见过生父。

汉化改姓



韩愈曾在《原道》中说:“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 ,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”自古以来,中原文明视文化认同更重于血统认同,两汉时期匈奴、羌诸族仰慕中原先进文明,在汉魏年间开始,也纷纷将姓氏改用为汉姓。

汉赵皇帝刘渊是冒顿单于的后裔,他出生于山西,自幼高度汉化,在洛阳为质期间曾受到司马炎的召见。而刘渊家族因为曾与汉朝联姻以汉朝国姓刘为姓,当时的匈奴高层,也是首推刘氏。

到了北魏孝文帝期间,这种改用汉姓的浪潮,被孝文帝元宏的改革政策推向了顶峰。元宏汉化改革手段相当坚决,从文化、经济、政策上合力进行。

《魏书‧咸阳王禧传》记载孝文帝元宏言:“今欲断诸北语,一从正音。其年三十已上,习性已久,容不可猝革。三十已下,见在朝廷之人,语音不听仍旧;若有故为,当加降黜。”

除了禁绝鲜卑话以外,元宏还在政策上强制各个鲜卑姓改为汉姓,自此以后,除了据守六镇的“鲜卑穷亲戚”,中原鲜卑贵族在数十年内极速汉化,改用汉姓成为了中原鲜卑人的主流。
 
鲜卑姓改汉姓对照表


这种改姓和改名也并不一定是汉化,在历史上某些时期,也曾出现过逆向改名。北周肇建之时,曾大举赐与朝臣鲜卑姓,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昞改称大野昞;隋文帝杨坚称普六茹坚等等。

而在元代,赐蒙古名也流行一时,据《元史》载,元代君王曾赐“兀鲁忽讷特”“忽鲁火孙”“赛因不花”等蒙古名给汉人,一时间出现了诸如高塔失不花、贾塔剌浑等汉姓+蒙古名的独特组合。

由于北周和元代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,这种逆向改姓和改名没有得到延续,也并非主流。从历史的沿袭来看,少数民族改姓汉姓相对来说更是主流。

赐姓



赐姓是古代皇帝常用笼络臣子的手段。赐姓在古代对受赐的臣子来说是莫大的荣耀。隋代名将杨义臣(尉迟义臣)、唐初名臣李勣(徐世勣)和民族英雄朱成功(郑森)等都属于被赐国姓。

而国姓除了被赏赐于有功之臣外,还被用于赏赐少数民族将领或者少数民族首领。唐武宗之时,黠戛斯可汗阿热自认李陵后人。唐武宗为了交好黠戛斯,将黠戛斯可汗以李阿热之名录入李唐宗谱,黠戛斯可汗自此成为名正言顺的李唐宗室。

这种赐姓在中晚唐相当常见,党项领袖拓跋思恭因为与黄巢交战有功被赐姓。另一边的沙陀老大朱邪赤心,作为沙陀三部部落军使,镇压庞勋起义有功,拜单于大都护、振武军节度使、徐州观察使,赐名李国昌,归入唐代郑王谱系。

这种赐姓加强了少数民族奖励对于中央的归属感,朱邪赤心(李国昌)的后人也以李唐宗亲自居,在唐亡以后沿用旧有年号,与篡唐的朱温对峙,直到李国昌的孙子李存勖袭灭后梁前后,仍是以唐军自称,建立的政权也是以唐为国号。


除了赏赐国姓以外,赏赐其他姓氏和赏赐恶姓也同时存在。赏赐其他姓氏多见于明初对于蒙古族将领的赐姓,明初把都帖木儿被赐名吴允诚、伦都儿灰被赐名柴秉诚……

武则天执政时,对于政敌赐恶姓的现象也有发生,最著名的莫过于起兵反抗其统治的越王李贞和其子琅琊王李冲,李贞父子在兵败身死后被武则天为表厌恶,将其改姓为虺。
 
总之,在中国古代社会,一个姓氏的传承并不只是单单的血脉传承,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断分化和统一,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百家姓氏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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